鄢烈山专栏    

　　经过网上不断报料“太原市公安局集体作伪证，包庇局长李亚力之子”的帖子，佐以被删除的执勤民警执法记录仪里的内容、“李亚力之子醉驾殴打交警真相”的视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李氏父子大事化小的处理结果被推翻，李局长由停职到被“双规”；结局如何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
　　此案“李局”的所谓“滥用公权”，主要情节之一是为了包庇其子而“上”了窃听的技侦“手段”。据悉，“李局”为杜绝消息扩散，安排相关人员做了大量“工作”：第一步，先给被打交警夏坤换发的新手机，然后实施监控，接下来，凡是与夏手机联系过的电话都分别实施监控，一旦发现其中有媒体人员，马上派人去“做工作”；第二步，追踪网上出现的相关爆料帖的IP地址，以此查询到发帖人，进而“做工作”杜绝新帖出现；第三步，调阅与夏坤通过话的所有电话的电话单进行所谓“案情分析”，想办法“做工作”；第四步，以安保为借口对手机短信实施关键字检索过滤，发现有李亚力名字的内容便立刻实施监控，然后根据需要“做工作”。这灭火“私作”做得真是细致又严密，花多少警力与纳税人的钱都在所不惜！

　　“窃听”一词使我产生丰富的联想。首先想到的是尼克松的“水门事件”。他虽贵为美国总统，身兼三军总司令，掌控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，要窃听竞争对手，也只能调动几个心腹，鬼鬼祟祟扮着管子工夜半去干活，而结果是身败名裂。其次是发生在英国的“窃听”风波，受雇于《世界新闻报》的私家侦探格伦·穆尔凯尔用非法手段侵入了失踪女孩米莉的手机语音收件箱搞窃听，以提供独家报道；事发之后，闹得举国沸反盈天，办了168年的《世界新闻报》被停刊，报界、警界和政界不少人被调查被处分。可见，“窃听”在发达国家绝不是小事一桩，它关涉到基本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底线。

　　再次，我想到表现前民主德国往事的电影《窃听风云》。电影的特工男主人公良知未泯，还尽力保护被监听的“反革命”嫌疑人。但据前特工部门领导人说，电影纯属虚构，事实上全“东德”的特工中也没有这样一个“好人”。这与上面两例合起来证明了邓小平关于制度的经典论述，有好的制度设计，坏人很难干坏事；制度有问题，好人也可能干坏事。

　　李局长之所以能滥用公权，在我看来，从大的背景说，是警权过大，公安局长地位特别重要，调动资源能力超强，若不能正确对待权力，很容易自我膨胀，自以为可以摆平一切。

　　说来话长，中国传统社会，官是牧民治民的；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是专政思维，即使“文革”中“砸乱党委闹革命”，法院法官都没有了，也有“公安六条”治国；新世纪虽然将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写进了宪法，要求将管治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，但这种转变进行得很艰难。因此，虽然依照宪法，法院和检察院与政府同属对权力机关人大负责的机构，法律与政治地位比政府部门之一的公安局要高，事实上权力排序却是“公、检、法”。在这种现实中，要公安局长李亚力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，那要有多么高的“觉悟”和“克己复礼”修养！这也是习近平同志最近讲“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”，资深法律人江平同志讲要“限制警方权力、树立法院权威”的缘故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弊病之一，就是人身依附关系极强。“李局”滥用公权，是要众多下属配合的！有的是被动配合，如被打交警夏坤；有些是主动配合，甚至不乏想借机“立功”邀赏的。权力高度集中，也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的领导体制的弊病，可叹的是32年了还没能得到解决……

　　(作者系知名杂文家)